西方多是从冲突视角理解民族问题，例如：亨德里克提供的“整合式”协商体制，认为交替进行宏观和微观公共协商能够建构并聚合公民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声音；通过预留席位、政党竞选两种方式来实现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包括了阿伦德·利普哈特的“协和民主（consociationalism）”模式、唐纳德·霍洛维茨的“聚合模式（centripetalism）”与传统的自由主义均质化模式。协和民主模式主要通过保证各族群在政治过程和决策中的有效代表和有效参与来实现不同族群的政治参与；聚合模式则侧重于族际整合，在选举之前或者选票汇集过程中促进族际合作和调试。
国内少数民族的治理研究主要涉及民族关系、民族发展、民族政治、民族政策法规等方面。研究视角包括：从少数民族认同序列视角建构国家与少数民族的结构、文化与价值链接，从而实现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与整合；从社会政治合法性建构、社会阶层划分、政治组织、社会规范体系四个维度探讨少数民族政治制度的类型、构成和作用机制；借由个体身份为基础来认知民族诉求和界定民族权利，构建生态型多元化少数民族分层治理模式；从“结构-政策-治理”三维视角出发观察城市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的现实问题；从政治哲学角度提炼出“弱势地位、道德理论、公共性理论、历史性权利理论、补偿-激励理论”五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逻辑与范式。研究路径包括传统的“制度-规范”分析和以“社会结构”、“政府过程”、“社会治理”为切入点的“治理-过程”分析；治理的结构逻辑包括规则程序系统、组织协调框架、资源价值集合；治理的运行逻辑包括民族事务治理能力，民族子系统和总环境之间输入输出的持续互动；和“五位一体”治理模式。治理的实践包括在云南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立法、政策运行、违法处理等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精英”或“杰出代表”的协商性质，以及协商民主工作对民族区域内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和价值理念的政治整合。